沈克琦先生是我尊敬的师长。在我上大学三年级的时候，他带过我们班一年的光学实验课；在我毕业留校任教后的不同时期内，多次安排、举荐我承担重要的教学任务、行政职责和社会工作。
1958年，我从苏联留学归国，沈先生便亲自找我谈话，要我讲授物理类四个系二年级学生普通物理课的“电磁学”和“光学”。这门课分两个大班，每班二三百人。北大物理系一贯重视基础课教学，这类课程过去都是由褚圣麟、虞福春、黄昆等一流教授承担。我因出国留学，未曾有机会聆听他们的课程，再加上光学曾是我在大学期间考分最低的一门课，因此内心格外忐忑。
为了帮助我备课，沈先生把自己的一本讲稿交给我，成为我后来讲授“光学”的主要依据。他对光学的实验现象有深入的钻研和独到的见解，譬如薄膜干涉的条纹定域在哪里，薄膜厚度、光源宽度、瞳孔大小对干涉条纹清晰度的影响，等等，这些内容在他的讲稿里都有非常详尽的表述，使我的备课有了一个较高的起点。
1983年，我被任命为北大物理系主任，当时沈先生任副校长，所以应该是他举荐的。1991年，他还推荐我继任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兼物理教学研究会（后改称物理教学委员会）主任。沈先生对我的信赖，令我十分感动。
沈先生1991年离休之后，潜心研究中国物理教育的历史，深刻分析历次教育改革的经验和教训，撰写老一辈物理学家的传记。尤其是他于2003年、2013年主编的《北大物理九十年》和《北大物理百年》，内容博大精深，成为了北大物理学科的重要史料。在编写过程中，沈先生本着物理学家的科学精神，严谨客观、实事求是地从历史文献及同事或昔日学生的调研中核实许多细节，为中国物理教育界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。
